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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遠見雜誌】不要叫我瑪麗亞 請叫我的名字 | 劉千萍(東吳大學政治學系107學年度畢業生)

  • 05/31/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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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叫我瑪麗亞 請叫我的名字

 

 

1989年10月,台灣從東南亞引進第一批移工,到今年剛好滿30年。在台移工、新住民、新二代已超過175萬人,為台灣原住民的三倍,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

 

《遠見》團隊調查發現,移工都從事骯髒、危險、辛苦的工作,因法規與仲介制度,長期飽受不平等待遇,職災率甚至比國人高;連長輩最倚賴的看護,基本薪資僅17K,長年無休還籠罩在性騷或性侵的陰影中! 

 

但30年過去了,移工身上的「標籤」始終撕不去。這個標籤也複製在來自同樣地區的外配身上,甚至還「遺傳」到新二代。

現在,該是重新認識這個族群的時刻,讓我們踏出尊重的第一步,不要再叫他們「瑪麗亞」,而是稱呼他們的名字!

3月24日週日的午後,台北車站大廳「黑白相間」的地板上,密密麻麻布滿來自印尼的移工。他們三五成群席地而坐,有的用右手吃家鄉美食、有的閒話家常。清一色的外國臉孔,讓人彷彿穿越時空,進入印尼的國度。

約莫四個籃球場大的大廳空間,幾乎都被移工占滿,僅用紅龍圍欄留出一小通道讓人出入。此時,剛好有一位台灣家長帶年約5歲的孩子經過,但男童俊俏的臉龐卻眉頭緊蹙,以嫌棄口吻對媽媽說:「這裡好吵、好亂,我不喜歡這裡,快點走吧。」

20幾分鐘過後,一群菲律賓、印尼移工快速進入大廳。他們是為響應女權鬥士伊芙•恩斯勒(Eve Ensler)「十億人起義」活動而來,呼籲台灣正視在台女移工的權益。

沒想到,活動才開啟,隨即有一位台灣中年婦女站在場邊,大聲叫囂:「台灣不要外勞,他們不是來幫台灣的,他們是來鬧的;台灣不要外勞,才能提升工作效率,將火車站還給我們。」她愈說愈激動,還大喊「Go home」。此話一出,立即激怒移工,現場陷入混亂。中年婦女才趕緊悻悻然離去。

即使台灣已開放移工來台30年,但直到今日,台灣人與移工的關係,就像車站大廳黑白地板所形成一道無形的牆,硬生生隔出兩個世界。

 

新勢力達175萬人 已成台灣社會重要關鍵

 

1989年10月,堪稱是台灣的移工元年。當時從東南亞引進第一批3000名的外勞,到今年剛好滿30週年,在台總人數已暴增至70.5萬人。

進入1990年代,不僅移工愈來愈多,台灣的跨國婚姻也快速成長。2003年時,新住民達到最高峰,每3.1對新人就有一位(含大陸港澳配偶、外籍配偶),累計至今已有54.5萬人。

至於,由新住民生下的新二代、所謂的新台灣之子,政府從1998年才開始統計,累計至今為42萬人。若含之前出生的新二代,早已超過50萬人。

保守估計,目前在台移工、新住民與新二代突破175萬人,已是台灣原住民的三倍(56.66萬人),這股力量已不容小覷。

每到週末假日,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天主堂,就湧入大批前來做禮拜的菲律賓移工。以教堂為起點到農安街一帶,也逐漸發展成東南亞的異國商圈。

誠如聖多福天主堂神父賴南柯所言,「台灣與移工早已密不可分」,如果沒有他們,很難想像台灣能否正常運作。移工填補了大量3D(骯髒dirty、危險dangerous、辛苦difficult)的勞力缺口、家庭看護工則擔負龐大的銀髮族照護責任;而新住民生兒育女,也為社會注入新的生命力,2004年幾乎每七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新二代。

 

整體環境不友善 台灣人情味跑哪去?

 

然而,30年過去了,移工身上的「標籤」,始終撕不下來。還是有台灣民眾認為,他們是來搶台灣人的工作,甚至不時傳出移工被雇主不公平對待的情事。 

賴南柯神父經常聆聽移工的故事。有養殖漁工跟他訴苦,冬天海邊寒風刺骨,待了30分鐘受不住,跑進屋內,馬上被老闆罵偷懶。「大家都是血肉之軀,雇主可能五分鐘都受不了,卻要穿著單薄的漁工整天在寒風中作業,」神父不可置信地說。

為關懷外勞與外配權益而成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,自1999年成立以來,就經常被迫搬家。

他們曾因住戶禁止移工進出而搬家。搬到一棟大廈後,有鄰居不時用力碰碰碰撞門,樓上住戶也故意敲打地磚干擾上班,只好又遷離。

八年前,協會搬到一棟巷弄內的老舊公寓一樓,住戶不僅跟屋主抗議,連移工在室內練習表演也被抱怨「干擾我們的生活」。甚至聖誕節時,協會帶移工到公園切蛋糕慶祝,也被附近住戶檢舉太喧鬧,報警來驅趕。

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說,台灣缺乏讓移工融入的休閒空間,他們只好在各地的公園、火車站或類似台中東協廣場等異國小商圈聚會,一群同鄉難得相聚,自然會不自覺說話大聲一點。「這也讓多數民眾嫌他們又吵又亂,不想走進移工聚集處,東南亞商圈內外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,」陳秀蓮說。

由於台灣目前僅開放泰、菲、印、越、馬等國移工,民眾很自然將其連結上東南亞「相對貧窮、落後、髒亂、低教育水平」的印象。沒想到,這種標籤竟然被複製在來自同樣地區的外配身上。

 

外配仍被視作商品 如何化解歧視?

 

15年前,曾發生外配(不含大陸港澳配偶)在離島的媽祖廟前被公開「販賣」,當時仲介業者還掛保證「處女一年保固期」,隨即引起社會譁然。人權團體痛批,下次是否要到夜市標售,這和拍賣豬肉有何兩樣?

後來,政府輔導業者轉為婚姻媒合協會,雖然廣告字眼不再赤裸裸,但經營方式並無改變。在網路上搜尋「外籍新娘」關鍵字,隨即出現許多婚媒協會,結果會跳出:我們介紹的外籍新娘素質好、乖巧、亮麗,皮膚白皙;你還在找台灣女生嗎!別再找了,快來相親外籍新娘!保證讓你每日開開心心過下半輩子……。

「買賣新娘本質沒有變,目前八成以上跨國婚姻還是靠仲介,」一位代辦結婚手續的業者說,行情在25萬至30萬台幣間。

桃園市八德聖母升天堂的越裔澳籍神父阮文雄,多年來關心移工與外配議題,許多人遇到難題都會找他求助。

不久前,他在台中火車站搭計程車時,司機知道他來自越南,主動話家常、套親近,「我兒子剛花1萬美元買了一個越南女孩,」阮神父一聽,很驚訝,「你說什麼?」司機回說,「就是花錢買新娘啊!」

阮文雄遺憾地說,現在民眾還很自然的用「買」這個字,難免對外配有偏見:「我花錢買妳,所以妳照顧公婆、做家事都是應該的。」

長期受到「買賣新娘」影響,加上台灣八成六的外配都來自東南亞,民眾很難從外表分辨,到底是移工還是新住民,很習慣用「guā-lô」(外勞的台語)來統稱他們。多年下來,即便說者無意,但這個名稱,已被影射成不對等的階級印象。

 

父母隱瞞外配身分 憂親友異樣眼光

 

今年37歲的許瑞基家住桃園,17年前到外婆家玩,與印尼看護日久生情,兩人私下交往後,身為長子的他跟家人說要結婚,父母一聽如晴天霹靂、極力反對,最後兩人辦理公證,沒有舉行婚宴。由於許爸爸交友廣闊,許瑞基說,「在爸媽刻意隱瞞下,親友都不知道我已婚。」但近期將步入禮堂的弟弟,跟他的待遇天差地別,家人不僅要舉辦盛大婚宴,還與親友分享喜訊。

結婚12年了,許瑞基仍戒慎恐懼處理太太的「身分」問題。他的妻子平常笑臉迎人,但只要聽到有人誤以為她是來幫傭的「外勞」時,立即翻臉罵人。每當有新客戶到公司,他一定馬上介紹說「這是我太太」,避免碰觸到最敏感的神經。

每年春節,許瑞基都以陪老婆為由,跟太太回印尼娘家,實情是不想回爸媽家過年,避免出現親友來訪、意外穿幫的尷尬場面。

另外,住在新竹的王啟昌(化名)對外配的「標籤化」更能感同身受。經營水電行的他與印尼老婆十分恩愛,但去年出生的寶寶很像媽媽:皮膚黝黑、頭髮自然捲,沒想到鄰居開始竊竊私語:孩子一點都不像爸爸,一定是抱來的。王啟昌的媽媽聽聞後,還逼兒子驗DNA。

但同一時期,鄰居嫁到美國的女兒也懷孕生子,孩子棕髮且濃眉大眼,大家搶著抱,不斷讚美:好漂亮喔,好像洋娃娃耶。

王啟昌無奈地說,歐美人跟東南亞人都是人,印尼新娘就這麼沒有地位嗎?許瑞基更是心灰意冷:「整整努力了12年,我已經放棄了,台灣人短期不會改變對外勞、外配的看法」。

 

身分總惹嘲笑 新二代認同陷入掙扎

 

今年6月從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的劉千萍是新二代,從小在彰化長大的她不可置信地說:連年輕人都對外配有偏見。

她班上男同學曾互開玩笑,「你如果一直單身下去,乾脆去越南買一個啦。」有一次,她在臉書轉貼新聞「新南向後,外籍人士來台賣淫數攀高峰」。就有同學留言:這是事實啦,她們本來就是來「賺」的,我去東南亞觀光時,她們很多都從事這種行業啊。

每當劉千萍聽到這些話,幾乎衝垮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信,「原來,台灣人對東南亞女性仍充滿歧視」。

然而,加諸在東南亞移工、外配身上的標籤,甚至還「遺傳」到新二代,導致他們不敢說出生母是誰?甚至刻意隱藏身分。

多數東南亞新二代被認為來自清寒、弱勢家庭,學習能力差且課業不佳。如果成績優異,也會被另眼相看。今年剛甄選上台大社會系的林宗洧,從小就感受到,每當人家知道他的出身時,總會很驚訝:「你是新二代?怎麼這麼厲害啊!」甚至有位新二代考第一名時,被師長懷疑是不是作弊?

新二代普遍不想表露身分,多數都經歷同樣的成長過程:不讓媽媽帶便當、送東西到學校。「不管媽媽打扮多漂亮,一看就知道是印尼新娘,」一位就讀高三的學生說,他不想讓同學嘲笑,如果被發現,甚至會說謊:「她是我家幫傭」。

台灣社會對東南亞人的偏見,連賴南柯神父都感同身受。常有人問他在做什麼?當他回答「神父」時,多數會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。「台灣人根深蒂固認為,在台的菲律賓人不是廠工就是漁工或看護,不可能來當神父,」他無奈地說。

 

「瑪麗亞變老師」 韓國瑜也踩地雷

 

擔任政大外語學院外文中心越語老師的陳凰鳳也感到不解。陳凰鳳在越南的大學讀中文系,家境不錯且打扮入時,嫁來台灣20幾年,早期常有人跟她交談後,問「妳是香港人,還是新加坡人?」當她回答「我是越南人」時,對方頓時接不下話,場面有些尷尬。「這種感覺確實不太舒服,」陳凰鳳說。

今年3月6日,高雄市長韓國瑜的一席話,至今還在移工圈發酵。當時他到工商協進會演講,有人建議引進英文教育普及的菲律賓白領階級,未料他回應「這恐怕對台灣人心理衝擊大,因為瑪麗亞怎麼變老師了?」

高雄市府事後雖發聲明致歉,但台灣長期將「瑪麗亞」當成菲傭代名詞,這三個字已有階級的含意。

嫁到台灣20幾年的菲律賓新住民黃姬媽說,台灣人下意識仍存在對東南亞人的歧視,其實很多菲律賓移工都是大學畢業,「甚至有些移工,原本在菲律賓真的是老師,韓國瑜說錯話了」。

台灣首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2016年2月到立院報到時,也有很多人對其身分感到好奇。幾個月後,有立委跟她說,「我很照顧你們那些「guā-lô」(台語外勞),他們來陳情我都有處理。」「我知道沒有惡意,但連委員都這樣說,你覺得要不要改變,」她開始積極讓同僚認識什麼是新住民。

可見,台灣不管市井小民或政治人物,看待東南亞移工、外配的心態,似乎大同小異。

這幾年來,在人權團體呼籲下,台灣發起一波波正名運動,希望先從名稱上,拿掉歧視意味。外勞改成移工;外籍新娘改稱外籍配偶、再更名為新住民。但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祕書長柯宇玲說,仍有5分的進步空間,這些人渴望被社會接納,「尤其是外配,她們更希望『請叫我的名字』,這是邁出尊重的第一步。」

學者專家對此認為,台灣人對東南亞移工或外配的歧視,多出自於「不了解」,想破除偏見,最好從認識移工開始,才能改變對新住民、新二代的看法。

 

顛覆傳統刻板印象 移工犯罪率低於平均

 

去年3月,有移工開始覺醒了。來台多年的印尼看護工Pindy在臉書發起週日到台中市火車站附近、移工聚集的台中東協廣場、綠川沿岸一帶撿垃圾,不要讓台灣人認為他們髒亂,每次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幾十位移工響應。

每次,他們都用印尼、越南話跟移工溝通,讓大家明白維持環境與形象的重要性,「陸續也有其他移工在不同地方撿垃圾,只有自己先變好,別人才會尊敬你,」Pindy有感而發。

四年前,為改善移工缺乏教育機會、無法提昇技能的困境,以提供外勞教育訓練為使命的One-Forty(非營利組織)創辦人陳凱翔表示,他一開始接觸移工時,深受震撼,大大顛覆過去總是看到「移工打架、殺人」報導的印象。

翻開警政署資料,台灣地區犯罪人口率是移工的3至4.5倍,去年每10萬名外勞有408人犯罪,但全國卻有1137人犯罪。

「我跟他們長期相處後,發現撕去標籤、拿掉有色眼鏡,他們與我們並沒有不同,都有脆弱、有勇敢、有失落、有盼望,」陳凱翔說出認識彼此的重要性。

不管你接受與否,移工絕對不會從台灣消失。尤其政府4月3日又開放農業外勞,並給予回台投資企業,可增加聘雇10%的員額,顯見移工人數只會愈來愈多,很快會突破百萬大關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東南亞移工已開始轉往加拿大、日、韓等地工作;當地女性也不再以嫁到台灣為最優選擇。一位移工說,「我們做你們不想做的工作,卻長期被酸言酸語,我們也會想是否不值得到台灣了。」

在全球化趨勢下,台灣應重新認識移工與新住民,並思考如何善用移工與移民政策,以緩解少子、高齡化與勞動力短缺問題。讓他們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,才是全民之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