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類，包括台灣在內，正面臨著自身引起的氣候危機。
全球已有數以萬計的科學家們共同確認，對人類而言，地球將在未來30年出現的危機，源自於人類過度排碳活動產生溫室效應，形成全球氣溫持續上升。控制危機的一個指標是總碳預算，其所計算的是，為了避免溫升大於1.5℃，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全部能夠容許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。只以避免升溫1.5度而非防止繼續升溫做為鵠的，其實已可說是相當溫和的控制指標。
政府計畫推出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，環保署已於上月下旬公告草案，期以取代現行的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。現在正處於60日預告期，先蒐集、彙整各方意見，再行送交行政院審查。這不失為當有的立法方向，此處不擬討論草案的內容，而是呼籲，訂定此法之外也同時修改《環境基本法》，才算盡到我國身為人類社會的主體成員，面對此一危機時所應分擔的義務與責任。
於2002年制定的《環境基本法》，顧名思義位於環境部門立法體系頂端，其第1條即確立其在部門立法中優先適用的位置。相對於其他環境立法，它是「優先法」而不只是普通法。然則由於當時氣候危機的意識尚未形成，此一議題重要，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，此法規定從立法目的以降，均不足以照應氣候危機的急迫問題；整部立法中，直接相關的也只有第21條：「各級政府應積極採二氧化碳排放抑制措施，並訂定相關計畫，防止溫室效應」的規定而已；可謂淺嘗即止，極其簡略，甚至不夠通順。
《環境基本法》既是優先法，氣候危機又已嚴重到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的程度，在針對氣候危機訂立特別法的同時，自該正本清源，優先修正優先法，將應對氣候危機法治方法，以適當條文擺入《環境基本法》的指標位置，才能正面應對議題的迫切性。
修改《環境基本法》其實還有更重要的理由。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寫著：「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，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。」此條不能只以訓示規定等閒視之。促進乃至獎勵經濟或科技發展，屬於國家政策裁量，但「兼籌並顧」四字，則已將環境及生態的「保護」設定為經濟發展不可跨越的禁區，為了實現每個人最低限度的健康基本權利，直接加課保護環境生態的憲法義務；且是國家法人（其代表是中央政府）與地方自治團體法人（其代表是地方政府）應各自立法加以履行的作為義務，也是非做不可、不做就會因保護不足而構成「立法怠惰」的義務。
《環境基本法》原該是藉著憲法上環境保護義務兌現自然人健康基本權的立法。問題出在《環境基本法》既有的規定，政策宣示的成分遠較法律課責的性格明顯，防止溫室效應的條文尚未足以形成司法的可強制性；欠缺救濟途徑的權利，即不成其為權利，不免辜負了憲法增修條文的明文要求。現在氣候危機已屬迫切，修正《環境基本法》且同時加課國家法人與地方自治團體具體而平行的法治義務，正當其時。
如果只是重寫因應氣候變遷的特別法，而不同時修正已顯過時而且法治力道明顯不足的《環境基本法》，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同時具有實現生態及環境保護的具體法律義務，不免暴露了全觀環保意識的缺乏；那會是避重就輕、既不重視憲法義務，也不重視健康基本權利救濟的權力心態。不單是要推出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，也要下達政治決心，重修《環境基本法》納入因應氣候危機的法律上積極作為義務，才是真正面向世界，挺身肩負人類力挽狂瀾共同責任的應有作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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